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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文摘

            歷史文摘

            乾嘉時期京師的士人延譽機制與畫壇新變——以翁方綱、法式善為中心的考察

            信息來源: 《歷史與社會》(文摘)2021年第1期 發布日期: 2021-03-29 瀏覽次數:

            作者:許珂,北京大學藝術學院。

            摘要:乾嘉時期的京師,存在一個由在學術、詩文等領域成就卓著的士人精英群體所主導的,推動繪畫創作、品評、流通與收藏的延譽機制。以翁方綱、法式善為代表的士人群體依靠在文壇、學界或政壇中的地位與影響力,不斷對畫家予以推舉延譽,將其納入龐大的京師士人圈,畫家及其作品因此受到廣泛關注,聲名日隆。在成熟完善的延譽機制的作用下,眾多外地畫家前來投靠,北京形成了聯系緊密、人數眾多、風格多樣的繪畫網絡。士人群體因此成為主導宮廷之外北京畫壇的主要力量,其學養與品味亦作用于繪畫,使其呈現出學術性、文學性等特征,充分體現了文人對于繪畫的影響。乾嘉時期的北京畫壇因此重新煥發生機,成為當時的繪畫中心。

            一、乾嘉時期北京的士人文化與藝文環境

            乾嘉時期,北京地區人才濟濟,尤其《四庫全書》的纂修工程召集了大批文人學者,促進了以京師為中心的全國性學術網絡的形成。京師數量眾多的會館也常定期舉辦各類祭祀、團拜、聚會等活動,成為同鄉士人的聚集地。盡管由于官員外任等原因,京師人員流動頻繁,但在總體上存在一個數量龐大的士人精英群體,或稱士大夫群體,成為京師文化活動的主導者。這些士人精英地位卓越、品味高雅,兼具官僚、文人等多重身份,或以詩文顯揚,或以金石為重,或以考據見長,在京師占有地利、人和的優勢,享有重要的政治權力與文化地位。

            此時的北京,士人雅集燕游蔚然成風,文化活動名目眾多。特別是宣南一帶成為士人的聚居之地,此地層出不窮的士人活動對于19世紀的詩風、士風、學風、文風的轉變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雅集活動多由某一地位尊崇、學養淵深、愛才謙下的京師聞人主持,這些人的書齋居所逐漸成為各具特色的雅集中心,各自獨立卻又相互影響,共同構成了京師的藝文空間。龐大的士人群體活躍于各雅集中心,以書法、繪畫、詩文、金石等活動為紐帶,形成了京師獨有的、人數眾多且聲氣相通的士人交游圈以及多個組織松散的學術群體與詩社文會群體,成就了乾嘉時期的人文之盛。

            在京師空前繁榮的士人文化與藝文環境中,繪畫藝術面臨新的局面,士人精英與畫家之間的互動成為影響繪畫發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國家稽古右文,重視典籍的編纂整理,士人沉潛經典之中,以學術考據為要務,在此基礎上產生了一大批學識淵博、聲望素著的學者,乾嘉社會自上而下、自官方至民間皆出現重學之風,形成了所謂的“學者社會”。以“考證精核,辯論明確”為治學標準,士人交游與書畫藝事都難以脫離這樣的學術文化環境的影響,各雅集中心或幕府都是以文學、學術活動為重。另一方面,繪畫在京師士人的生活中仍然占據重要位置。繪畫的意義和功用不僅在于自我欣賞和紀念,士人常需借助繪畫作品的創作和廣泛流傳來宣揚自己的功業成就、風雅事跡和德行操守。他們大多并不精通繪事,因此需要求助專業畫家來完成。并以圖像題詠的方式對作品施加影響。究其原因,題跋文字往往傳達出更為豐富的內容,或是敘述圖像產生的情境與來龍去脈、題跋者與圖像主人之間的交游經歷,或是贊美畫主的道德品行、解讀圖中的隱喻隱情、評價畫家的風格技法等,相當于在圖像基礎上進行二次創作。

            二、翁方綱與法式善的延譽舉薦

            乾嘉時期京師的許多繪畫作品皆是畫家應士人之邀所作,并且由于雅集頻繁,這些作品常常能夠在士人群體中廣泛傳閱品題。其中,翁方綱、法式善征集、品題繪畫無數,結識畫家眾多,是乾嘉時代重要的繪畫“贊助人”。兩人在繪畫的創作、品評、延舉方面用力最多,在北京畫壇中處于核心地位,是德高望重的風雅主盟者。

            翁方綱為乾隆十七年(1752年)進士,歷任翰林院要職,并先后任廣東學政、江南副考官、江西學政、山東學政等職。翁方綱在書學、詩論和考據等方面多有建樹,然而其一生中最主要的功業在于金石碑版之學,可稱是金石賞鑒一派中的領袖人物。由于官位顯赫以及學術成就斐然,翁方綱常被奉為乾嘉時期的文化宗主,特別是在乾嘉后期,由于門生后輩眾多,其聲望達到頂點。

            翁方綱常有征畫、索畫、題畫之舉,因此,繪畫也成為畫家與翁方綱保持來往的方式之一。翁方綱也通過品題的方式,依靠自己在京師的聲望對畫家予以扶持。其延譽之功最為集中地體現在揚州寓京畫家羅聘身上,甚至由此惠及羅聘之子羅允紹、羅允纘及其妻方婉儀。

            法式善是繼翁方綱之后影響北京畫壇的另一重要人物。其出身于內務府蒙古正黃旗包衣世家,任職于國子監、翰林院中,長年居于京師。法式善著有《存素堂詩文集》《梧門詩話》 等,以選詩論詩得名,是當時詩壇中的重要領袖,但在乾嘉畫壇中所發揮的影響更加廣泛和集中,且呈現出系統化的特征,較其師長翁方綱更甚。與翁方綱以金石學術為主要功業不同,法式善多是依靠在詩文上的專長對畫家予以延譽扶持。

            羅聘先后三次北上京師,最初只與錢載、翁方綱等少數士人相交,此后由于翁方綱等人的不斷推舉和延譽,其社交網絡和知名度不斷擴展,逐漸成為當時北京畫壇中首屈一指的名家,也是北京士人圈中的重要人物。羅聘由最初默默無聞到最后名動公卿,顯示了京師士人群體的推動作用。

            以翁方綱、法式善為中心,乾嘉時期的北京畫壇呈現出繁榮景象:藝事活動興盛,繪畫傳播廣泛,人員流動頻繁,題詠活動盛行,風格豐富多變。翁方綱、法式善以及畫家羅聘等人之間的互動情形,揭示了在乾嘉時期的京師存在一個由學術、詩文等領域成就卓著的士人精英群體所主導的,通過對畫家予以推介舉薦從而推動繪畫創作、品評、流通與收藏的延譽機制。

            三、乾嘉時期北京畫壇的格局與新變

            京師士人大多并不擅長繪畫,也并非人人通曉畫史,他們出于各種目的征集和使用繪畫作品,這就決定具體的風格形式并非他們關注的第一要點,繪畫于其而言多作為文獻或禮物被使用,用以紀事或傳達信息。在紀念和宣傳之外,還承擔了以圖補文、以圖論學等實用功能,更像是學術、文學以及交游活動的附屬產品,不僅僅是作為自抒性靈的文人畫存在。乾嘉士人對于書畫的討論最終也常常落實于經史、學術、詩文等他們真正感興趣的問題上,較少有人以繪畫本身為對象,自覺討論風格流派或筆墨趣味。如翁方綱對于畫家的延譽和推重常常通過題跋來體現。其題跋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對畫家技藝和風格的考析,而在于他作為地位崇高、學養深厚的學者和詩人,在題跋中對畫家和畫主的褒舉宣揚。

            乾嘉時期的繪畫藝術,由于士人的參與而受到其品味和需求的影響,成為學術、文學的載體。這種學術性和文學性不僅僅體現在畫家的創作過程中,更在延譽機制的運行和繪畫網絡的拓展中,通過士人群體的題詠和詮釋,不斷得到認可和強化。正因如此,乾嘉時期繪畫的“同題創作”現象十分普遍,即由士人征繪,同一個繪畫主題,多次由不同的畫家進行創作,進而引發大規模的題詠唱和活動。每一次同題創作活動都囊括了大量的畫家與士人官僚參與,成為乾嘉時期的文壇與畫壇盛事,這些都得益于京師的士人延譽機制與龐大的繪畫網絡。

            乾嘉時期,京師的延譽機制吸引了眾多外地畫家前來投靠,特別是杭州、蘇州、鎮江等地的畫家,于是正統派之外,江南等地的繪畫風格隨之進入北京畫壇,為之帶來生機與活力。

            羅聘之所以能夠在眾多外地寓京畫家中脫穎而出,除卻其繪畫技術的確高超外,還有其他重要原因。一是羅聘繪畫技巧的全面性,他是山水、人物、佛像兼善的全能畫家,能夠滿足士人群體的全部需求。二是羅聘交游的廣泛性,他能夠游刃有余地游走于京師士人權貴之間,并沒有作為幕僚或食客依附其下,保有一定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三是在為士人創作命題作品之外,羅聘也會以具有強烈個人辨識度的繪畫題材廣邀題識,使浸淫于“四王”正統派風格的士人群體耳目一新。

            正是由于士人的延譽機制與繪畫網絡,在宮廷之外,仍是以士人群體作為繪畫“贊助”的主流,其影響滲透繪畫活動的各個環節,北京畫壇呈現出繁榮局面,成為全國的繪畫中心。也正是由于乾嘉京師士人的延譽機制與網絡,眾多畫家在京師游藝時受到接納,不僅生活有所依托,畫名也得以彰顯,許多具有個性的繪畫風格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繪畫流派進入京師后,因士人的延譽得以脫離地域限制,從而享有了全國性的聲譽。乾嘉時期的繪畫不僅作為圖像,更是作為文獻存在和流傳,是士人精英群體精致的日常生活、高雅的審美品味與學術詩文成就的精彩展示,同時也是乾嘉時期精英文化與社會關系的集中體現。

             

            文章摘自《文藝研究》2021年第1期,原文約2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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