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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文摘

            歷史文摘

            器用宜稱:宋以降國朝禮器中的鼎制之變

            信息來源: 《歷史與社會》(文摘)2021年第1期 發布日期: 2021-03-29 瀏覽次數:

            作者:袁泉,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北京市,100089。

            摘要:“器用宜稱”是宋代國家壇廟祭祀禮器酌定范式和制造頒行的重要標準。所謂“上法先王之意,下隨當世之宜;稽古而不迂,隨時而不陋?!奔茸鸱鹿胖?,又斟酌時風。由宋至明,國朝大禮的器用體系均體現出既法三代古制、又應當世之變的精神。論文擬從禮器整理和禮圖考證入手,以國家典儀中“鼎”的發展為線索,探討禮器著錄與研究的不同系統在宋以降國家禮器頒定與實踐中的交互影響;并通過梳理日用燕器對傳統禮器體系的替換和補充,管窺禮制建設的從宜之變。

            “器用宜稱”是宋代國家壇廟祭祀禮器酌定范式和制造頒行的重要標準。國之大禮的宜稱禮器,既尊仿古制,又斟酌時風。由宋至明,國朝大禮的器用體系均體現出既法三代古制、又應當世之變的精神。追三代于鼎彝,寄托著國家祖述理想社會的政治意涵。三代之“古”是依托,是途徑;如何稽古達變、在追仿過程中定立既不謬先王、又應時之變的禮法規范與社會秩序,才是王朝政治與禮制建設的真正訴求。

            一、大禮從古:兩套禮器系統下的“肇作宋器”

            兩宋的禮制改革均強調“大禮祭器,悉從古制”。古制的仿從來自對三代禮制、禮器考據;而禮器用制的輯錄與研究,計有尊經和重器兩類途徑。一為因襲漢唐諸儒注疏,匯考各版本以酌用,最有代表性的當為宋初聶崇義的《三禮圖集注》;一為基于兩宋“太平日久文物畢出”,以存世的三代金石之器訂正禮文,稽考禮器。大觀年間輯撰的《重修宣和博古圖錄》當為此列。這兩種禮器模式,在兩宋仿古銅器的制作中均有體現。宋代仿古實踐以徽宗朝最為突出。這一階段國家仿古禮器制作中,政和四年(1114年)至七年是一個重要節點。根據政書及金石文獻考據,此期鑄造的政和禮器凡26件,不僅涵蓋了天子親祀太廟、明堂、方澤的禮制用器,也有給賜重臣的家廟吉金。其中牛鼎和政和鼎就是這批政和復古禮器的代表作。

            由豐潤牛鼎到政和鼎,再配合拓本載錄和傳世實物的徽宗簠、尊彝器,我們或可把握北宋中期以來國家仿古禮器的發展脈絡和造器原則。其一,徽宗仿古銅器的制式兼采自聶氏《三禮圖》和《博古圖》兩大圖譜體系,折射出宋人認知古器采用解經繹器和金石考古的兩種途徑。而政和、宣和禮器的樣制選擇,反映出《博古圖》體系在北宋后期指導禮器制作中的壓倒性勝利。其二,政和鼎和童貫铏鼎既代表了宋代國家禮制建設復古實踐的成果;又是臣僚家禮尊法古制的代表。后秦檜铏鼎也仿其制,反映出兩宋高級品官禮制用器的復古嘗試。同時,天子九廟與給賜家廟并行的政治運作,是為明尊卑而天下治,體現出宋代皇權在隆禮作樂過程中的強化。其三,在禮制建設的實際操作中,聶氏《三禮圖》和《博古圖》系統的造器原則通常是摻雜混用?!恫┕艌D》與禮書器名無法完全對應、部分器形樣制闕如以及祭器材質取定上的局限,都使聶氏祭器模式有存在的必要和空間。

            國朝大禮中鼎、铏之制的發展,展示出雜取聶氏《三禮圖》和《博古圖》體系的造器傳統在徽宗之后一直延續不斷。南宋高宗紹興年間雖以《博古圖》和徽宗“新成禮器”為祭器范式;但地方州縣仍有從舊制“依聶崇義禮圖”者。傳為南宋馬和之畫作中關于大禮祭器的描繪,則為此期禮器模式的混用提供了生動而直觀的圖像注角。

            綜上,仿古鼎彝在宋以降國之大禮的器用造作和使用中具有稽古達變的政治色彩,意在通過對三代禮器的追仿,完成社會禮制改革與秩序重建的訴求。在尊經與重器兩種模式的并行混用中,復古禮器最終成為國家祀典用器的標準。另一方面,查考嘉靖年間刊刻的《大明會典》設位陳器圖,我們會發現在國朝大典的禮器使用上,鼎登、簠簋、豆籩的對應位置往往不見古器樣制,卻陳設著碗、碟、盤、盂等日用器形??梢哉f,以鼎為代表,祭祀禮器在形制和材質上隨俗從宜的現象勾描出宋以降,尤其是元、明以來國家禮器發展的另一趨勢。

            二、適今從宜:禮器系統的簡化與更張

            實際上,唐宋以來這種國之大禮祭器隨俗從宜的傳統一直存在,它和尊法三代、氣象淳古的仿古趨勢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并行發展,成為國家禮制建設中看似矛盾又彼此融合的兩條線索。國朝大禮祭器的簡化唐代已有彰示。“铏鼎”之名也是在這一時期開始出現在禮書之中。官員在禮器制式的討論中就提出過“古今之器”混用的理念,強調禮器樣式與禮料內容的“質”“文”相稱;其中铏鼎作為時器,恰與“時饌”和羹相配。

            北宋初太祖親視太廟祭祀禮器時,就以籩豆簠簋去今已遠而祖宗不識為由,“亟命徹去,進常膳如平生”,并援日用碗碟為祭器;后雖考慮到大禮不可廢古而恢復了簠簋之制,但加入了牙盤等日用器以示折中。

            南宋時,日常燕器盤、盂、瓶、盞等類承裝著時饌禮料頻頻用于景靈宮祭祀大典。禮器的燕器化、禮料的時饌化在這一時期表現得更為明顯。在這種器用取向下,杭州老虎洞修內司窯址南宋地層出土的大墩碗、套盒、盞托和梅瓶,很可能具有禮儀功能:這些器形均列入景靈宮祭祀的禮器體系;且制作上遵循嚴格的法式制度,尺寸體量各有規格,成形方法也仿三代范疇,具備莊重“禮器”性的兩大特征——造型上取法古禮,成形工藝上亦本其宗。以此為據,這些官作瓷器雖然造型與一般日用器相同,但功用卻很可能為國家性禮制活動中的供器。

            元代壇廟祭祀大典中,鼎的禮器地位已出現為盤、盂取代的趨勢,“以盤貯牲體,盤置俎上,鼎不用”。同時,元代皇家祭典將蒙古族“國俗舊禮”融入傳統儒學儀禮中,祭器體系也加入了不少材質和器形均日?;摹皶r器”;尤以神御殿祭祀最為典型。其中金銀祭器包括瓶、盤、盂、香合、碗碟之屬;瓷供器以樞府瓷和青瓷大盤代替鑊鼎之能,以盛毛血和三牲;髹木禮器則有盛容“馬湩”的朱漆盂和配合羅巾祭品的朱漆盤——這些都是禮器日用化的典型例證。元代國朝大典的禮器用制難見實例,但我們可從地方祭器的制式管窺一二。北京延慶窖藏出土的泰定年間官府供器中,仿古銅鬲爐與時器化的朱髹大盤并存,體現出三代禮制規范與蒙古國俗舊禮相融合、鼎彝仿古禮器與碗盤日用燕器相混用的趨勢。內蒙古赤峰出土的全寧路三皇廟銅簋、湖南常德大德九年(1305年)靖州官供銅簋和永澤書院銅鼎祭器,都一定程度表現出此期銅禮器在紋樣上的簡化,為元代官方禮器“古其形狀”“今其文理”的樣制特點提供了生動注腳。而元代儒官鄭陶孫在宣州監造文廟釋奠祭器時對廟學祭器的議論,也從側面體現出元儒對祭器變通的肯定態度。

            明代國之大禮對鼎禮之制明確提出“將铏鼎代之以瓷碗”;較之于前代,常見的日用碗盤類“時器”在明代官用祭器系統中占有更大比例,且這種材質、器形雙雙日?;亩Y器用制以國家法令的形式得以宣明。至此,從中央壇廟到地方府學,宋以來禮器適今從宜的簡化趨勢日漸明顯。曾作為禮之重器的鼎,造型上也日漸退去了三代之象,轉而采用碗、盂等日用器形。這一趨勢在嘉靖萬歷年間發展得更為充分。隨著《大明會典》的東傳,明代祭器陶瓷為質、式用古今的模式也對李氏朝鮮王朝的典禮用制產生了深遠影響。正祖大王元嬪洪氏墓的隨葬品中有一組白瓷禮器,就體現出兼用古器和時器的特征:仿古器類見有簠簋、編磬之屬,而盞托、玉壺春瓶和香爐、香盒則代表了薦備、茶酒、供香之用的時器。

            通過對鼎彝器用的梳理,可見在國家壇廟禮器模式中,循古與適今這兩類看似悖反的趨勢漸趨融合。尤其是作為禮之重器的鼎,無論是國朝大禮的陳設禮器,還是臣庶家廟的釋奠祭器,均表現出禮器建設中“器用宜稱”的兩個層面:其一,對三代古器物的認知和以之為據的仿古新成禮器,是在以聶氏《三禮圖》和《博古圖》為代表的兩個范式體系混用、互補中建立起來的,代表了兩宋大禮從古、“追三代于鼎彝之間”的政治與文化訴求。其二,典儀陳器中的牢、鑊、銅鼎逐漸為瓷質碗、盂所代,是祭祀禮器在形制和材質上雙雙從宜簡化的重要表征。鼎作為禮制用器這種既尊法三代、典出有據,又與時俱進、適今從宜的特點,正是宋以降國朝禮器建設中“器用宜稱”的兩個層面,展示出了器用儀制“稽古作新”的雙向性。

             

            文章摘自《華夏考古》2020年第6期,原文約2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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